相关内容

最新信息

最新关注

一位老专家的反思:

科学治水得水利 不科学治水得水害

  “按照科学规律治水得到的是水利,不按照科学规律治水得到的是水害!”虽然已经85岁高龄,但陈惺对自己57年的治水经历仍然记忆犹新。

  陈惺,江苏人,1944年在重庆中央大学就读水利工程学,解放后就职于苏北行署农水处。1950年,毛泽东提出治理淮河,他响应号召调往河南,从此扎根中原。陈惺曾任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兼总工程师、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农业委员会主任,是一位经验颇丰的治淮老专家。

  历史经验证明必须重视水利

  我国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都很不均匀,旱灾与水灾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。陈惺说,只有通过水利建设和管理,对水资源进行开发、保护、调节和调配,才能充分合理地利用水资源,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。

  新中国成立前,水利失修,抗灾能力降到极点。以河南为例,在1940年~1943年持续4年的大旱灾中,最旱的1942年全省各地年雨量较常年减少2.8至5.5成,造成“全年收成不及十之一二”、全省“饿死300万人,流亡他省300多万人,濒于死亡边缘等待救济者1500多万人”的惨象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,始终把水利建设放在重要地位,收效显著。1985年~1988年连续4年的大旱,持续时间和范围均可与1942年大旱相当,在最旱的1986年,各地年雨量较常年偏少2.4~5.4成。虽然缺乏抗旱措施的耕地严重减产甚至绝收,但有灌溉能力的农田不但没减产,反而增产,使河南全省农业总产量保持稳定增长。

  治水应因地制宜、人水和谐

  我国平原地区治水遭受过一次很大挫折——三年“大跃进”期间,在平原地区推行“以蓄为主”的方针。

  1958年2月,河南省委在鄢陵县马栏乡召开水利现场会,推广平原大挖坑塘的经验。在此次会议上,河南省委副书记史向生代表河南省委提出“百日基本实现水利化,永远摘掉灾区帽”的号召。这次会议吹响了河南水利建设“大跃进”的号角,同时也开了不尊重科学、按主观意志办事的先河。

  在1958年~1960年的三年“大跃进”中,在“以蓄为主”方针的主导下,黄淮海大平原上掀起与水争地的高潮,圈占河滩、围垦湖泊,省、地区、县各级行政区划之间普遍设置阻水障碍,使河道患上严重的“肠梗阻”,农田重灌轻排,造成涝、渍、碱灾害恶性发作。自1950年开始,河南粮食总产量逐年上升,1958年达到1265万吨;1959年以后的三年间,粮食产量逐年下降到1961年的685万吨,比1949年的714万吨还低。这时,人们才认识到“人不给水出路,水不给人生路”这句谚语的真实性。

  1962年,河南下决心打开阻水障碍,疏通排水通道,重新建立人、水之间的和谐关系,局势才得到迅速扭转。

  治水之路需科学方法护航

  建国以来,山丘地区的治水目标比较明确,那就是保护、开发、利用水资源;方针比较一贯,那就是以蓄为主。50多年来基本建成了以水土保持、小流域治理和其他小型工程为基础,以水库、水电站、河道整治、水利枢纽等大中型工程为骨干的山区水利体系。

  平原地区的治水则远比山区复杂,特别是黄淮海大平原。它主要是黄河摆动泛滥、沉积形成的产物,一面临海,三面环山,山区洪水来势猛与平原排水慢的矛盾十分突出,洪、涝、碱、沙多种灾害并存,是全国治水的难点之一。除“大跃进”走了三年弯路以外,20世纪50、60、70年代,河南在此大平原上大致经历了以防洪、除涝、抗旱灌溉为主要目标的三个治理阶段。20世纪80年代以后,发展到多目标综合治理阶段,逐步形成了立足于排,排、蓄、灌、保相结合,旱、涝、碱、沙综合治理的平原水利体系。

  陈惺告诉记者,任何水利工程都有正负两方面效应,必须全面规划,发挥正面效应,消除或减小负面效应。他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情:河南沿黄地区建国初期就开发利用黄河水资源,建有人民胜利渠、花园口、黑岗口等引黄灌渠,发挥了较好效果。“大跃进”期间,由于推行“大引、大灌、大蓄”方针,年最大引水量达130亿立方米,导致黄河水挟带的大量泥沙严重淤塞河道,对涝、渍、碱灾害恶性发作推波助澜。水利部门为了缓解这种状况,于1962年决定,除人民胜利渠以外暂停引黄,提出“挖河排水,打井抗旱,除涝治碱,植树防沙”的平原治水办法。但是到1965年,旱的矛盾又开始凸显,于是又决定恢复引黄,经过10多年,发展到每年引黄水40多亿立方米的水平。此时,有人主张大步扩大引黄;有人认为扩大引黄配套工程要跟上、负面效应要解决好,否则又要重蹈碱地、淤河的覆辙。1978年12月,陈惺提出科学引黄:“一要处理泥沙,渠首修沉沙池,粗沙沉池、细淤肥田;二要有灌有排,防止涝碱;三要渠系配套,防止大水漫灌,提高灌排质量;四要井渠结合,两水并用,用地下蓄水层进行调节,提高灌溉保证率,并降低地下水位。”之后,陈惺向当时的水利部长钱正英汇报,得到她的赞许,并同意增加河南的引黄工程经费。

  “水利工作中充满着看似矛盾而又可以统一的事物。”陈惺意味深长地说:“既要防旱又要防涝,必须旱涝两手抓;既要蓄又要泄,必须蓄泄兼筹;局部应服从全局,全局又要照顾局部,必须统一规划;既要开发水利,又要防止破坏环境,做到趋利避害。这就是治水的辩证法。但是,随着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,对水利的要求不断提高,今后治水的任务还很艰巨,任重而道远。”

  牢记河南“75·8”,确保水库安全

  1975年8月河南发生的那起垮坝事件过去30年了,这场造成数万人死亡的灾难给人们留下了沉痛教训。陈惺认为,要采取措施防止悲剧重演,必须安排非常保坝措施和加强水库设计洪水的研究。

  “治水必先认识水,尊重水活动的客观规律。”陈惺这样告诉记者。1958年~1960年期间,由于人为夸大面上小型工程削减暴雨洪水的作用,河南省正在施工的几座大型水库的原设计都被认为过于保守,被任意修改。陈惺介绍说,宿鸭湖水库原设计的12孔排水闸门被砍去7孔,只剩5孔;昭平台水库大坝高度被削减9米。各地、县纷起仿效,建成一大批险库、病库,造成多起垮坝事故。

  陈惺说:“我们不但要保证设计标准内的工程安全,而且要计划、准备好对超标准洪水的应急措施,以尽量避免或减少灾害损失。”他建议,水库工程要在坝顶为临时加高大坝准备条件,要在副坝或低分水岭处准备好可以临时炸开的非常溢洪道,对不具备非常保坝措施的水库,要选用抗溢流的坝型或格外提高安全校核标准;河道工程要准备超标准的分、滞洪方案,以局部的较小损失减少全局损失。

  “75·8”特大洪水中垮坝的板桥、石漫滩水库,是新中国最早修建的三座大型水库中的两座。两座水库所采用的设计标准虽然是借用前苏联的国家标准,但是和我国现行的国家标准并没有什么出入。陈惺说:“问题出在对局部地区稀遇洪水的推算上,而水文学是一门统计科学,对局部地区稀遇洪水的推算,要依据较长系列的水文记录和特大洪水的实测资料。从桐柏山、伏牛山到太行山所形成的面对大海的弧形迎风坡,在夏秋之交经常是南北气流剧烈对撞的地带,是暴雨的多发区,近年发生过‘63·8’、‘75·8’和‘82·8’三次特大暴雨,为我们提供了三个极有价值的暴雨样本。研究这些暴雨的重现期和可移置性,对暴雨频率研究会有很好的帮助。”

关键词:治水